前几天，中国男子体操运动员张博恒在得知自己摘得银牌（个人全能项目）后，苦涩歪头、强颜欢笑的样子引得网友心疼，大家纷纷痛惜地称之为“美强惨”“破碎感”的具象化。

在孙颖莎和王楚钦的混双决赛中，刘诗雯默默观战，见证了中国队夺冠。这让人回忆起2021年她与许昕混双摘银，她含泪道歉，许昕也不无愧疚地认为这是“中国乒乓球难以接受的结果”。

其实，银牌得奖者不开心的情况并不罕见。他们有懊恼到不愿登台领奖的，也有不愿佩戴奖牌的，还有当场痛哭， 被金牌和铜牌得主同时安慰的……

看起来银牌得主往往是最不开心的那个，虽然成绩更好，他们却不如铜牌得主开心，为什么？

个人赛张博恒后半程发挥完美，但仍以微小的分数差（0.2）落后于第一名，帅气的脸上笑中带苦

我不笑，是我本来就不想笑

奥运银牌得主不如铜牌得主开心，甚至压根就不开心，这件事不是特殊个例，而是一种普遍趋势。

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·詹姆斯（William James）曾说过一个悖论：“一个人会因为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运动员而羞愧至死……他满心只想着打败‘那唯一的对手’，别无所求。[1]”

1995年，一项研究分析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银牌和铜牌得主的情绪。该研究找来了20位康奈尔大学不关注体育的大学生，让他们根据得奖者的录像打分[2]。

结果显示无论是赛后即时，还是领奖台上，铜牌得主的情绪都比银牌得主好[2]。

图为参与者为视频中奖牌得主打分的平均分，1-10分别代表从痛苦到开心 / [2]

另一项研究，针对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，则更加深入——直接分析各个表情背后的具体情绪。

该研究分析了柔道项目的84位奖牌得主，他们来自35个国家。把他们照片中的表情进行编码，和“面部表情词典”比对，得到背后的情绪[3]。

结果显示，银牌得主在赛后当时没有一个露出笑容，他们当中43%表现出悲伤，29%面无表情，14%则体现了对于银牌的轻蔑[3]。

而在颁奖典礼上，银牌得主虽然绝大多数都露出了微笑，却笑得“百感交集”“五味杂陈”。

2012年王皓在赛后接受采访，彼时中国男子团体夺冠，但是他本人却第三次成为奥运男子单打的亚军，几度哽咽

心理学中有一种观点，当一个人的笑容真正出于积极情绪时，其眼轮匝肌（眼睛周围的肌肉）会和嘴角一起被牵动，这种笑容叫“杜兴式微笑”[4]。

与之相反的，“非杜兴式微笑”——只动嘴角不动眼睛，可能并不出于真正的开心。如果你对镜子做做这个表情，会发现自己很贴合那个著名的“假笑男孩” 表情包[4]。

研究发现，银牌得主在领奖时，只有少数展现杜兴式微笑，其余的则有”社交假笑”“强颜欢笑”和面无表情，即使是“杜兴式微笑”，也有人是刻意为之，并不发自心底[3]。

与之相比的，铜牌获得者绝大部分都是“笑得合不拢嘴”，而14位金牌得主中有12个人笑得合不拢嘴，剩下的也是笑眼弯弯。

无独有偶。2021年，明尼苏达大学分析了2000至2016年五届夏季奥运会的领奖台照片，共包括了4133名运动员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，他们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了“铜牌得主的情绪普遍比银牌得主要好”的结论[5]。

同一场比赛的领奖台上，银牌得主（左）的笑容中，眼轮匝肌的参与程度不如金牌和铜牌得主（右）

只差一点点，

冠军就是我的了

银牌得主明明已经是世界第二，却经常展示出纯粹的难过——甚至情绪不如成绩更低的第三名。

这背后源于一种落差感——他们会不自觉地将现状与“可能的更好结果”对比[2]。

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反事实思维，即在心里模拟出与现实相反的情况并进行比较。这种思维会因此产生对应的情绪[6]。

反事实思维分为向上和向下两种情况。向上的反事实思维是想：“要是当初我做了什么，情况就会更好”；向下的反事实思维是指“幸好我做了什么，否则会更糟”[7]。

例如，大学期末考试中，学霸因自己差一点就全科满绩而唉声叹气，而有些人则因老师捞分及格而狂喜。

前者就是向上的反事实思维，后者就是向下的。

游泳运动员傅园慧本来以为自己没得奖牌，结果突然得知获得铜牌，开心地说：“第三啊？哦那还是不错哒。”这就是典型的向下的反事实思维 

而银牌得主往往采用的都是向上的反事实思维[2]。

1995年的那项研究发现，银牌得主在接受采访时，更多地关注他们“差一点”赢得金牌，而铜牌得主则觉得“至少赢得了奖牌”[2]。

2016年，一项研究让参与者评估奥运会奖牌得主的采访后发表的的公开言论，也得出了相似结论[7]。

其实，银牌得主这种向上的反事实思维是自动产生的，而非有意为之——他们“下意识地想象”自己就要赢得金牌的情景[2]。

而奥运银牌得主的处境，处处都有激发这种思维的条件。

首先，负面的结果更容易激发人的反事实思维，因为这天然和人的愿望相违背[8]。

银牌得主最后面临的往往是总决赛的失败；而铜牌得主的最后往往是季军赛的胜利。被即时的比赛结果影响，也分别更容易产生向上和向下的反事实思维。

2021年，英国拳击手本杰明·惠特克（Benjamin G. Whittaker）在奥运会决赛输给对手以后，抱头痛哭 / YouTube

其次，结果越接近期望，反事实思维带来的遗憾感越强烈[8]。这就好比赶飞机时，差5分钟赶上的人一定会比压根没希望赶上的人懊悔地多[9]。

一项针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研究显示，银牌得主若与金牌得主差距小，他们会更难过[10]——也就是但凡他们没得冠军，他们赛场上表现得越好，他们的失落感越强。

尽管已全力以赴，但由于现实中，冠军与亚军的差距通常极小，银牌得主很容易相信自己“明明只差0.02s”就可以夺冠。

再次，当“特定前提”对结果具有显著影响时，个体更容易围绕该前提产生反事实思维[8]。

而在奥运比赛里，造成比赛结果的因素十分单一——也就是本人或者所在团队的发挥差异。银牌得主很难不对场上的场面进行一次次回想，认为“都是我（们）自己的问题，当初更努力一点就好了”。

最后，奥运会本身也是一个引发反事实思维的因素[11]。

对于王皓而言，三次奥运夺得亚军的经历让他一直遗憾，2024年他带出来的樊振东夺冠，也算圆了师徒二人共同的梦想

这四年一次的国际体育盛会，鉴于其国际规模、媒体关注和全球影响力，它对运动员职业生涯具有里程碑意义。错失金牌的遗憾也就尤为深刻[12]。

可见，明明只经历了一次比赛的失败，但与冠军的擦肩而过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，让他们作为极其优秀的运动员却承担了格外的遗憾之苦。

最大的难受，

是输给“我本可以”

其实，反事实思维有两种不同的方式：分别是“基于类别”和“基于期望”的反事实思维[5]。

前者就是银牌得主和金牌得主比；后者是运动员和自己——和预期中的自己比。

2005年一项针对奥运会的研究显示，运动员的比赛表现若超出预期，他们更容易显得很开心，比如会笑；反之则可能表现得难过[13]。2021年的研究也发现：超出预期表现的运动员比未达到预期的更有可能微笑[5]。

而这种“基于期望”的反事实思维，比“基于类比”的那种，给人更强烈的情绪影响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彼时17岁的小将苏翊鸣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创造历史夺得银牌，喜出望外 

可以合理推断，一个运动员在本来有机会冲金牌的项目上夺得银牌，则要经历双重的反事实思维带来的落差感，负面情绪会更严重。

但过多的期待——来自家庭、团队、国家的期望，可能变成过度的压力和焦虑来源，让运动员对胜利过分关注，在关键时刻分心；忽略了真正应该投入的具体动作[12][14]。

这就形成一个悖论：越是极力避免某件事（没得金牌出现落差感），最后越是因此而发生（真的得了银牌并难过）。

最不幸的是，银牌得主的失落，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。

一项针对运动员寿命的研究显示，银牌得主是三种得奖牌的选手里寿命最短的[15]。

在每个年龄段，银牌得主的死亡率都比铜牌得主高36%，而金牌得主的死亡率与铜牌得主差不多[15]。

一项对于男性田径运动员进行研究，发现银牌得主的预期寿命是70.84岁，比人口平均值高3.11年，但比金牌得主低2.4年，比铜牌得主低大约4年[15]。

图为奥运奖牌得主和平均人口在不同年龄段的存活率 

这可能是因为，对成绩的不满和失落感导致了长期心理压力，这种压力可能通过应激激素（如糖皮质激素）释放，进而潜在伤害了免疫系统和内分泌系统。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，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动脉疾病和传染病；还会加速衰老[15]。

相比之下，铜牌和金牌得主通常视奖牌为胜利，心里很满意。

除了生理，心理因素也会持续地折磨他们。

一种自我归因的反事实思维，让人觉得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理想，从而增加自责、遗憾和内疚。这些情绪与持续的悲伤和抑郁情绪有关[16]。

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曾赞美体育是“美丽、荣誉、乐趣、活力”的代表[17]。

一块闪亮的银牌，明明应该是英雄的勋章，若因为对金牌的渴望和执念被看作一种失败，失去“荣誉”感，那么心情不“美丽”，想法没“乐趣”，状态也失去了“活力”。

出场21次的“劳模”队长张博恒、惜败女单但格局大开的孙颖莎、堪称“双子星”之一的陈芋汐，也许心里会有点遗憾，但确实是无可争议的优秀和令人感动。

更何况，即便是没得奖牌的倪夏莲，铜牌到手（就不用服兵役）而笑出表情包的林钟勋，又怎么不算一种精彩、一种有趣灵魂的闪耀呢？